95后沪漂房产中介和自己的“战役”:离乡与回归

2019-02-07 10:32:2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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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说,“95后”是“90后”的升级版。他们是特立独行的一代,拒绝任何标签,也更加难以定义。

今天的“95后”,有的还在读书深造,对未来有无限遐想;有的已初入社会,早早体验世间百态。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代表希望与未来的一代,深受互联网浸润,能够快速接受新鲜事物,也更为坚持独立做自己。

春节前夕,澎湃新闻联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开启一场大型社会观察。 我们选出5名“95后”大学生,每位学生跟随1名具有行业代表性的“95后”务工者踏上春运返乡之旅。

短暂的接触,从陌生到熟悉,这些有着不同成长经历的同龄人会发生怎样的心灵互动与思想碰撞?

春节期间,澎湃新闻推出“记录中国之青春作伴”体验式报道。该系列共计五组,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执笔,澎湃新闻记者全程指导并跟踪拍摄。“95后”对话“95后”,一次青春视角的呈现为您奉上。

2019年1月27日,沈娇娇和陈永志相约在上海虹桥站,一同乘坐高铁回江西过年。 本文图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张宇 实习生 李净先 图

1月27日,农历腊月廿二,背着一只双肩包,我坐上了从上海驶向江西的列车。21岁的生命,第一次和春运产生了交集。

与我同行的,是一个叫陈永志的男孩,他今年22岁,已在上海做了三年房产中介。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600公里外的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那里是永志的家乡。

在高铁站碰面时,永志意外地比约定时间晚到了一小时。当天上午,他还在帮已经回家过年的房东检查出租房的水电煤,确保安全无虞。

候车间隙的闲聊中,我才知道,原来永志是向公司请了假,提前回家的。用他的话说,“越往后的日子,车票越是难买。”

不过,提前回家的代价也是严重的——每提前一天要在工资里抵扣500元,为了回家,永志觉得这都不算啥,“好久没见了,就是想他们。”

第二天凌晨,我们才抵达,车刚停下,一个身穿玫红色睡衣的妇人赶忙迎了出来,永志走上前,“妈,我回家了!”

1月28日凌晨,陈永志和沈娇娇回到万年县家中,母亲身穿儿子买的红色睡衣,等候已久。

新房“上梁”

1月29日,清晨六点的万年县上坊乡富厂村,夜色尚未褪去,几声鸡叫时远时近。永志早早起床,拉着我走到他家后排一座村民新盖好的三层楼房前。

眼前的三层小楼,外墙贴着瓷砖,自楼顶垂下八九条鲜红的竖幅,上书“龙盘玉柱祥云绕,凤卧金梁紫气腾”、“迁居喜逢吉祥日,安宅正遇如意春”云云。

永志说,这天有个特殊的仪式即将举行——上梁。我不解,何为上梁?村民们告诉我,上梁,顾名思义就是安装新房子屋顶最高一根中梁的过程,而举行上梁仪式,实际是一种求吉礼仪,来祈求新落成的房屋稳固,住在里面的主人富贵长久、子孙满堂。

不一会儿,越来越多的村民往三层小楼前围了过来,他们或聚在空地上絮絮地聊着天,或走进堂屋,抓起主人事先备下的一桌芝麻糍粑,蘸上白糖吃上两口。屋外的院子里,两个大灶下燃着火,锅里煮着仪式后招待宾客的饭菜。

一阵爆竹声响后,上梁仪式正式开始了。事先站在三层楼顶的工匠们把一袋红布包裹的大米自楼顶用绳子缓缓放下,新房主人在楼下用双手接住。永志告诉我,这个动作称为“接包”,寓意是接住财宝。

随后一道程序,便是最热闹的“抛梁”,工匠们大吼着“抛”字,把夹着红纸条的馒头、糖果、零食从屋顶抛下来,前来看热闹的村民不分男女老幼,都上前哄抢。有些村民甚至拿着水桶、顶着雨伞来争抢,只为讨得一个好彩头。说话间,我和永志也涌入了争抢的人群中。

“抛梁”结束后,我走进新落成的三层小楼里面参观,客厅的环形吊顶温馨又气派,屋内的洗手间还装上了冲水马桶。在富厂村,上梁仪式是难得一见的喜事。在永志的记忆里,年幼时他曾跟着哥哥们一起抢从高空抛下的糖果和馒头,小脸被生生“砸肿”。这些年,离家在外,他参加的上梁仪式也逐渐少了。

陈永志和村民们一起争抢抛梁“彩头”。

永志的家

我很好奇,永志家上一次“上梁”是何时?他想了想,说不记得了,只记得最近一次搬家是在他小学四五年级时候。

从眼前的三层小楼出发,绕一个小弯,步行50米开外,一栋外观略显破旧的二层楼房印入眼帘,那就是永志的家。

两扇卷帘门拉开后,是一间集杂货铺、厨房、饭厅和客厅为一体的堂屋,靠近灶台的墙面已被经年的油烟熏黑,在上楼的阶梯口凌乱地堆放着盖楼时剩下的木材。唯一能看出装修痕迹的,只有二楼二哥夫妇的婚房。

听永志说,他的爸爸现任富厂村村主任。我发觉,他们家的条件在村里仅算一般,直到和永志妈妈在饭桌上聊天时才得知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家族史。

1996年,永志就出生在这座二层楼房里。作为家里的老三,永志是“计划外”的儿子,陈家也因超生被处以罚款。因为家里穷,交不出罚金,家里的一面墙被人拆走,一起被搬走的还有家里的粮食。“村里很多人当时都说,这孩子是带不大的。”说起往事,永志妈妈的声音哽咽。

幼年的磨难,令永志相比两个哥哥更招母亲的疼爱。五岁那年,永志染上重病,父母带他四处求医无果,一度以为“活不下来了”。后来,永志妈妈从集市上买了些荔枝回家,喂给病中的幺儿,永志竟然奇迹般地好了起来。“就是营养不良啊。”从那以后,无论要花多少钱,永志妈妈都会给他买最好的东西。

等永志稍大些,父母离开了万年县,跑去福建一个工厂打工挣钱。留守的岁月里,永志和他的哥哥也挨过村里其他小孩的欺负。“所以我现在一定要努力工作,不能比村里的同龄人差。”永志说。

午饭后,陈永志帮妈妈收拾餐桌。

叛逆少年前传

不过,永志第一次离开家,离开万年县,并不是出去工作。高中时,承载着希望幺儿“念书上大学”的企盼,父母花重金将他送到了县里的一所学校念书。住校期间,永志偷偷和几个好友一起,瞒着父母和老师,跑到外省一座城市约见网友,最终失落而归。

高中几年,永志用二哥的话形容,就是“啥也不做,只知道玩”。让叛逆少年一夜长大的,是婆婆(注:当地方言,指妈妈的外婆)的离世。永志还记得,他从学校回到家,看到婆婆已经不在,顿时泪流满面,发誓自己再也不能那么不懂事了。

然而,他依旧在高三那年辍学了。

旅途中,我曾和永志聊起上学的事,他说自己“不会读书”,也“读不好书”。但在永志家堂屋的墙壁上,至今还保留着永志高中时拿到的“优秀班干”称号的奖状,只是表面被记满了母亲进货需要的电话号码。

永志妈妈告诉我,儿子辍学并非因为愚笨,而是懂事,“想早点出去赚钱,替家里分担。”第一夜打车进村时,司机师傅也向我说起,在万年县,娶媳妇的彩礼钱涨得厉害,动不动就得二三十万元。陈永志家有三个儿子,压在父母身上的负担可想而知。讲起这些,陈永志的妈妈忍不住流泪,她觉得对不起几个孩子。

辍学外出打工的那年,正巧是两个哥哥成家,永志拿着妈妈给的1000块钱,坐上了南下广州的火车。

陈永志在上海的工作是房产中介,每天会接听大量的客户电话。

外面的世界

永志在广州打的第一份工是在酒店当服务生,他觉得发展空间不大,偶然听老同学聊起在上海房地产公司工作,永志心动了。

告别广州,告别可以依靠的表哥,他再次踏上陌生的土地——我的家乡上海。

可惜,上海给永志留下的初印象,并不全是美好。“消费太高,几天时间就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永志说,他一度特别想回家。

永志在上海的“家”,位于上海市静安区曹家渡的一栋老式公寓内,是和几个同行合租的,每月房租600块。房子不大,没有客厅的一居室内摆放了3张上下铺,几个人的衣服悬挂在窗口,遮挡住大部分阳光,屋内有些幽暗。

沿着倾角近90度的12级台阶而上,是一个阁楼,同样摆放着4张上下铺,永志的床位就在进入阁楼左手边的下铺。除了床头灯外,周围没有其他陈设。

忽然意识到,永志来上海打工的那年,我正坐在爸妈给我准备的学区房里复习,准备迎接高考。直到现在,我也从未认真规划过未来的工作,是否会到另一座城市,是否会离开父母身边。

这是我未曾遇见的生活,而永志已经经历了。他只比我大一岁。

三年前,初来上海的夜晚,永志辗转反侧,他拨通家里的电话跟爸妈诉苦,“当时特别特别想回家,我觉得我在这里呆不下去了。”电话那头的妈妈,也心疼地劝他回家。

倒是同住的小伙伴鼓励他,再坚持一下,熬一熬就熬过去了。熬是什么滋味?永志回忆不起细节了,只记得2017年春节回家时,他是向别人借钱买的车票,这些他从未告诉妈妈。

一晃三年,永志觉得自己终于熬过去了,不仅习惯了每天朝九晚九的工作,原本对沪语一窍不通的他现在也可以大概听懂本地人用上海话交流,还积累了一定的客户资源。

如何成功把房源推销出去,永志也有自己的门道。“带客户看房时,先问问他们最近有无看房,如果否认得特别坚决的,那多半是在别家也看过了,故意不承认呢。”聊起工作的事,永志会格外自信。

房产中介行业竞争激烈,仅永志所在的门店周围就有不下三家同类型的公司。

在永志心里,工作的“法门”是上海对他为数不多的赠予,他很珍惜。

陈永志抱着五个月大的小侄女和乡亲们聊天。

25岁的梦想

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带着形形色色的人看房租房,甚至买房,永志也渴望在上海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他说,自己的梦想是能在25岁时在上海买一套房,不管多大,只要是自己的就好。

我愕然。他是房产中介,怎会不知上海房价之高,他要如何实现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永志笑称,有了理想才有前进的动力,“总之趁着年轻,不停的干呗。”

为实现梦想,永志的衣服口袋里永远揣着两部手机,不时轮番响铃,最忙的时候他甚至连就了左耳和右耳各接听一部手机的本事。即使过年回家,依然还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要处理。

在上海,永志一米见方的办公桌旁,摆放着3岁小侄女的相片,那是他外出离家时,心头最深的牵挂。一次,二哥给永志打电话时说起,小侄女在家摔倒磕破了嘴唇,永志对着电话哭着大骂二哥为何那么不小心。回家过年前夕,永志早早在网上买了侄女爱玩的娃娃寄回家中。我们聊天的间隙,小侄女总是黏在永志身边撒娇,寸步不离。

永志说,倘若他能在上海扎根立足,最想做的就是把小侄女接到城里念书,接受更好的教育。

陈永志和沈娇娇一起陪永志妈妈跳广场舞。

和自己的“战役”

离别前一日,我们再次聊起未来的打算,永志忽然告诉我,他决定30岁前回到老家,和三五好友一起做点小生意。

“那25岁的梦想怎么办?”

“那对我来说,本来也就只是一个梦而已。”

对答间,空气略微凝滞。

城市固然能给永志带来更多的机会和选择,赚到更多的钱,他依旧对故乡有着很深的眷恋。

的确,富厂村每个角落都记录着永志记忆里最美好的片刻:或是和幼年玩伴在清澈的小河里游泳,或是在村东的大片竹林里和小伙伴们一起挖竹笋,或是在塔楼里拿着玩具手枪模拟枪战,抑或是夜幕降临后,亲眼看妈妈换上一袭红裙,陪她跳一支新学的广场舞。

在村里走着走着,时不时地就会遇到永志的老同学和发小,他热情地用家乡话跟他们打招呼,还时常被邀请进屋吃零食、喝杯茶。“在上海待久了,好久都没说家乡话了。听着好亲切。”永志说,在“家门可以放心敞开”的村子里,身心都感到放松和自由。

虽然,有时候,他也会厌烦乡村千篇一律的生活和熟人社会繁冗的规则。他的内心是如此矛盾:故乡于他已渐行渐远,但城市的生活,他又无法完全融入,进退维谷。

在这一点上,成长经历迥异的我们却惊人的相似。我又何尝不是充满矛盾的呢,想过出国留学,又依恋父母温暖的怀抱,舍不得故乡熟悉的人和物。

那么,我的理想之乡在哪?那一定不是我出生的地方,也不是我未来会去到的某个具体的地方。寻乡,大概就是一场和自己内心的战役,终要离开,也终会归来。

好在,永志对未来的生活还是充满信心的,“只要我好好干,有机会做到公司部门主任的话,一个月可以挣好几万。那日子就肯定好过多了。”我佩服他的乐观和豁达。

这趟回家,永志只拖了一个小小的行李箱。对于22岁的他来说,富厂村自然不是终点,而是歇息的港湾,因为很快,他又将回到繁华的城市,继续工作,继续追逐。

天黑后,村里的孩子们在空地上玩起各式各样的小鞭炮和烟花,永志从家里的杂货铺里捧出一沓烟花,拉我一起玩,“上海内环里都不能放烟花,趁在(这)家就多玩玩。”

小礼花在空中炸出仅一人高的花火,却也足够点亮乡村没有光污染的夜空。礼花升空的刹那,我悄悄许下心愿,期待来年我和永志都能开开心心,所有的梦想也都能实现。

作家杨照说,人的生命有什么没什么,往往不是取决于我们去了哪里、看了什么,而在于去到看到时,我们的内在感官与记忆有多少准备。生命的丰富与否,与外在环境的关系,还不如跟自己内在准备来得密切。但愿我不负此行。

 

【编辑】李良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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